第七章 火热的年代

　　
　　武当山下，丹江口上，挺起一道巍峨的钢铁长城
　　
　　汉水是长江的支流。自古人们就把江、淮、河、汉并称为四大名川。
　　这条发源于秦岭南麓、流经陕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的大江，上游支流众多，汇洪量大，中游数条河流汇入主流，上中游的洪水从高山丘陵地带居高直冲而下，下游河道弯曲，河面狭窄，婉蜒于广袤的江汉平原之上。水利学家常用“曲莫如汉”来形容汉水河道的曲折。
　　汉水也是我国主要的洪泛区之一。1935年夏，汉江流域普降暴雨，中下游洪水泛滥，一夜之间，就淹死8万人。在水灾频仍的汉江中下游，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汉江洪水浪滔天，
　　十年就有九年淹，
　　卖掉儿郎换把米，
　　背上包袱走天边。
　　
　　为治理汉水，解除洪水的威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有一宏大设想。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改良此水，应在襄阳上游设水闸。此一面可以利用水力，一面又使巨船可以通航于现在惟通小舟之处也。”
　　然而，动荡的社会局势，使孙中山治理汉水的方略如同他的三峡梦想一样，也被束之高阁。
　　新中国成立以后，治理汉水真正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1950年8月，周恩来就在自然科学大会上提出要把包括汉江的几条主要河流修治好。
　　长江水利委员会一成立，就开始了汉江的勘察，规划在汉江与丹江的汇合口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共和国的领袖们决定从根本上治理长江，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察。
　　就在长江洪水消退后不久的1954年12月，一辆由汉口北行的专列上，周恩来和毛泽东、刘少奇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毛泽东治水心情迫切，简单问候几句后，就开门见山：“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性吗？”
　　林一山答道：“如果中央尽快部署，依靠我们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建成的。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建成，但需要先修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那也是世界一流的大工程，有了经验，就能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受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
　　对三峡工程积极而审慎的周恩来，既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也看到由于规模浩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等多方面问题，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因此，周恩来决定把丹江口工程作为治理长江流域的第一期工程。
　　1958年2月26日，周恩来率100多名科学家乘“江峡”轮从汉口溯江而上对三峡进行考察。他在“江峡”轮上主持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就是丹江口水利工程。
　　2月27日上午，“江峡”轮在寒风中逆流而行，客轮的会议室里却气氛热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魏廷铮正在汇报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
　　魏廷铮，这位带着深度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形貌文弱的知识分子，也一生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林一山的秘书，一直干到长办副总工程师，参加了荆江分洪、丹江口、葛洲坝和三峡工程的建设，并先后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巡视长江，考察三峡。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在认真听取汇报和充分展开讨论以后，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他说：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要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丹江口工程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富有传奇色彩的湖北省长张体学，放牛娃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却有赴汤蹈火的勇敢和为人民的赤胆忠心。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的麾下担任过十四旅政委、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担任过鄂东军区司令员、独立二旅旅长。他是李先念的一员爱将，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指挥员。担任省长后，以实干闻名的张体学吃苦耐劳，体察民情，被湖北人民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好省长”。
　　3月5日，周恩来在重庆为这次考察总结时又多次提到丹江口工程。他说：“水电部、各省以及流域机构，要适当进行分工，如丹江口枢纽，设计仍由长办搞，湖北省应着重政治领导，技术方面由长办负责，施工将来要另设立工程局，分期进行。”
　　3月25日，中央成都会议批准兴建丹江口工程，要求争取 1958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丹江口工程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
　　6月4日至6日，湖北省委在武昌召开丹江水库工程鉴定会，国家有关部委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人、湖北和河南两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另外还邀请了国内著名水利专家和苏联专家到会。根据地质勘测资料，经过反复研究，一致确定水库大坝建在距武汉651公里的丹江口。工程的主要任务是防洪、发电、灌溉、改善航运。
　　酝酿已久的丹江口水利工程终于要付诸实施了，张体学精神饱满地投入组织研究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7月，丹江口工程委员会成立，张体学担任主任，林一山和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干担任副主任。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关注着丹江口工程的准备工作。
　　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陪同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北京钢厂并进行会谈后，于18日乘飞机匆匆赶往北戴河。周恩来让林一山同行。在前往北戴河的飞机上，周恩来向林一山询问了丹江口工程的准备情况。
　　盛夏时节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推向了高潮。会后，全国迅速掀起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的热潮。
　　北戴河会议上的周恩来是繁忙的，除正常的会议议程外，他还为外交等方面事务频繁往返于北京与北戴河之间。
　　北戴河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在这里召开了长江流域规划座谈会。在听取丹江口工程施工组织工作的汇报以后，周恩来说：丹江口工程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长江防洪问题，而且有很大的综合利用作用。他表示同意丹江口水利工程上马，并具体指示：“丹江口枢纽的器材问题，湖北与水利电力部合作解决。”
　　9月1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
　　为保证工程顺利施工，国家调拨水泥45万吨、钢材5万吨。10万民工昼夜奋战，专门铺设了一条从武汉经襄樊到丹江、全长43l公里的汉丹铁路。
　　大跃进年代的人们，或多或少地染上求急求快的思想和情绪。丹江口工程的指挥者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原来制定的“质量第一，速度第一，勤俭第一”原则，变成了“勤俭第一，速度第一，质量第一”。施工中的质量问题日渐突出。
　　对于治理长江的第一期工程，周恩来自然格外关心。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惊心动魄的党内政治斗争的间隙，周恩来抽暇让林一山汇报丹江口工程的情况。
　　林一山不无焦虑地对周恩来说：“今年元月，我们会同水电部一起对丹江口工程质量作了检查，我们觉得质量不好。而且，基础也出现了9—11跨破碎带。”
　　丹江口工程的质量状况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他严肃地对林一山说：“丹江口破碎带一定要处理好，混凝土施工要有质量控制。这个工程还关系到长江规划实施的第一步，一定要保证工程的质量。”
　　三年困难时期，丹江口工地也非常困难。工程的指挥者与建设者们仍满怀根治汉水的豪情和为三峡工程练兵的壮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坚守在工地上。
　　然而，严重的质量问题令人揪心地发生了。1961年，丹江口工程发生了裂缝事故。
　　丹江口水库的工程质量牵动了周恩来的心。1962年2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会议专门解决这一问题。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钱正英、张体学、林一山等参加了会议。
　　作为丹江口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张体学主动向周恩来检讨，表示“我不泄气，有错就改”。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气氛十分严肃。周恩来说：把丹江口工程质量搞好是一件大事。1961年丹江口就发生了问题，现在才处理，是迟了一点，但我们应该有信心。周恩来果断决定：施工要服从设计，现在出了问题，要停工处理裂缝。
　　从北京回到武汉，张体学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分析造成质量事故的原因，研究提高大坝质量的措施。“质量第一”又提到了第一位。
　　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丹江口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然而，不久又发生了丹江口工程是继续施工还是停工下马的争论。
　　对于长江流域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周恩来当然不希望它就此搁浅。但作为共和国的总管家，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他要仔细盘算这项大型水电工程的财政投入。
　　他让林一山到北京。
　　“丹江口还要多少钱才能发电？还要多少钱才能滞洪？工程不千下马要多少钱进行善后处理？”
　　林一山一一回答了总理的提问。
　　在场的李先念听罢林一山的汇报说：“上马与下马的钱相差不是太大，丹江口还是不下马的好。”
　　周恩来沉思着点了点头。他又问林一山混凝土浇筑还要多少钱，发电设备和安装要多少钱，要求分类分项一一落实。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水电部多次讨论丹江口工程是否下马的问题。
　　与此同时，湖北也在积极争取丹江口复工并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
　　1964年10月7日，张体学又一次向周恩来写出报告：
　　“丹江口工程是治理汉水的治本工程。……目前，难做的工作已经做完，施工机械已经配套，如果下马必然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为了从根本上治理汉水，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对丹江口工程进行安排。”
　　湖北还提出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的合理建议。
　　水电部也向国务院提出了方案：丹江口工程不下马，继续修，将原来按正常高水位17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改为按高坝设计，按正常高水位155米、坝顶高程160米施工。
　　水电部的方案和湖北省的报告经过周恩来批准，丹江口工程于1964年复工。
　　复工后的丹江口工地上，又是干军万马，热气腾腾，但施工却更加井然有序，更加稳妥扎实。
　　几个月后，水电部在丹江口召开全国水利安全生产会议，总结推广丹江口工程高速安全施工的经验。
　　这些经过曲折历程取得的经验，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显得格外宝贵。
　　若干年后，当长江上的第一大坝——葛洲坝的建设出现质量问题时，周恩来就多次谈到要吸取丹江口工程建设的经验教训。
　　1967年，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胜利建成了。在中国道教名山武当山下，在汉江与丹江的交汇处，一座长2500米、高98米的雄伟大坝横卧于江上。从此，大坝像一道钢铁长城，截断了奔腾不羁的汉江。在汉江上游和支流谷地中，形成了一个能拦蓄190多亿立方米洪水的大水库。
　　丹江口工程以防洪为主，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综合效益日益突出。周恩来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1972年，周恩来对葛洲坝工程的设计者和指挥者们提出这么个问题：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水得建设，哪一个工程能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
　　不等对方回答，周恩来就充满信心地说：“丹江口将来有可能，现在还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