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论清末民初政论家

　　11日上午，在东湖边凉棚中，毛泽东同田家英、吴冷西在谈了《人民日报》的工作后，又谈到了八七会议、武昌起义；谈到了张之洞、黎元洪，谈到了章太炎。
　　毛泽东说：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邀来到了武昌办报，但因同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张而走。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的革命家，开始也未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毛泽东同田家英、吴冷西的谈话，是3日在江峡轮上谈话的继续。
　　毛泽东为了增加与会人员对四川的了解，特别对三峡的了解，在飞往成都的飞机上精选了近百首唐、宋、明三朝的诗词，编辑成册，印发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在唐、宋、明三朝的诗词中，毛泽东特别欣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由此，他说到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老帅也是四川人。
　　在江峡轮上，毛泽东问吴冷西：“你知道有个邹容其人吗？”毛泽东一生多次阅读邹容的文章，就在2月份，毛泽东就读了邹蓉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的材料。后来在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又重读两遍。
　　吴冷西回答：“有个写革命军的邹蓉。”
　　毛泽东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
　　毛泽东又说：“清朝末年有名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仪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毛泽东很称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毛泽东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综观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取名《旭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毛泽东说：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粱启超谨严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毛泽东说：“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说到这里，毛泽东又议论起梁启超来了。
　　毛泽东问吴冷西：“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回答：“是。”
　　对梁启超，毛泽东不仅熟悉，而且潜心研究过。
　　1902年，粱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在这份改良主义的报纸上，曾连载过粱启超的《新民说》。
　　《新民丛报》的宗旨是为广泛介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学术文化知识，宣传维新，抨击清廷的顽固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评论说：《新民丛报》“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新民丛报》一出版，“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予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新民丛报》影响了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都不能例外。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4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而朝廷为国家之蝥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在梁启超这段文字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思想。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尽管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超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毛泽东政治见解最早的文字记录。
　　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深为折服。从梁启超文章的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诵。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因此，这时的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十分崇拜。
　　现在，毛泽东重谈谈论到梁启超，毛泽东已不再是一个不名分文的青年分子，而是一个大党之领袖、一个大国之元首。毛泽东说：“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与《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说：“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议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时办《清议报》。其后即失去革命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接着毛泽东对梁启超后期文章进行评论。毛泽东说：“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中外，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毛泽东继续一路评论下去。毛泽东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文，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粱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买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做到。”
　　毛泽东说：“粱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作为政治家兼学者的毛泽东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他的生平比较熟悉，对他的著作也有所研究，对办报的甜酸苦辣都很有体会，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