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载史册的光辉成就
29年一路走来,波澜壮阔而并不平坦,在探索中经历过坎坷,付出了代价,也取得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湖北的面貌和广大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湖北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1、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成立前,湖北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加之长期的战争动乱,以致经济崩溃,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湖北解放后,全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建立起省、地、县、乡各级人民政权的完整系统。这一新生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湖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省到最基础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从此彻底结束了湖北人民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彻底结束了被军阀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近代以来湖北人民期盼的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梦想,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精神。
在党的领导下,湖北仅用三年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大力推进国家政权和民主政治建设。1954年8月,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昌召开,1955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举行。这两个会议,郑重宣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湖北的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保证全省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及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充分享有民主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归宿,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的选择。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国由此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党领导人民发挥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较快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较为公平的分配,又是社会长时期稳定和谐的根本保证,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2、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创立了工农业大省的产业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北工业基础薄弱,结构单一。1949年,全省工业企业4111个,总产值4。73亿元,90%的工业企业集中在纺织、食品等行业。29年来,湖北通过大规模的工业基本建设,到1978年,全省工业企业增加到1。59万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200余个,全省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4。79万元,增加到161。98万元,增长33。8倍,位居全国前列。
基于湖北的资源条件,重工业发展较快。一批工业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冶金工业方面,建成了以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为中心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在电力工业方面,建立了以葛洲坝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为中心的水电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建立了以第二汽车制造厂为中心的汽车工业基地;化学工业上,建立了盐化工、磷化工等重要的化工生产企业。此外,传统纺织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建立了以武汉、沙市、襄樊、宜昌为中心的纺织工业基地。全省还建立和发展了重型机床、石油开采和加工、工业锅炉、拖拉机制造、电子、日用机械、日用化工、家用电器等工业部门。
在地区布局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经济总量70%以上高度集中在鄂东地区的状况,开始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布局。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期,湖北生产力布局以武汉为基点,有计划地逐步地向鄂西北、鄂西南延伸,由中心城市向地县展开,由长江沿岸向新建铁路沿线展开,由鄂中腹地向边缘山区展开,从而形成了以武汉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为标志的具有湖北经济特色的三角经济圈。武汉市由一个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新型生产型特大城市,并和黄石、大冶构成以冶金、机械、轻纺、建材工业为主体的鄂东经济区。经济一向落后的鄂西北,由以汽车制造业为龙头的十堰和以汽车、轻纺为主体的襄樊市,构成鄂西北经济区。位于长江西陵峡口的宜昌,是举世瞩目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它与江汉平原上的明珠沙市市和新兴的石油化工城荆门等组成以电力、石化、轻纺为主体的鄂中、鄂西南经济区。鄂西北和鄂中、鄂西南经济区的兴起,拉动了荆楚边缘地区、落后山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全省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这期间,湖北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则天下定。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水利长久失修,湖北经常处于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境地,灾民常常流离失所、荆楚大地饿殍遍野。新中国成立后,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建设了荆江分洪、荆江大堤和杜家台分洪工程,整修、加固和增建了9000余公里的江河堤防,建设大中小型水库6000余座、万亩以上灌区200余个,排水闸2000余座,初步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和水力发电等工程体系。湖北的江河干堤长度、大型水库总数、大型排涝泵站装机容量均居全国各省第一位。众多的大中小型齐备的水利设施,为湖北农业的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筑起了一道又一道护卫生命的防线。
3、科教文卫事业全面发展,确立了文化大省的科教优势
荆楚大地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当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挤出较多的财力、人力办教科文卫事业。29年间,全省科、教、文、卫等各行事业得到很大发展,湖北的不少科技成果,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如1972年,恩施天池山农科所育成“恩单2号”玉米杂交品种,亩产达到400公斤以上;1975年,黄冈县团凤公社花园大队试验成功温室无土育秧,在51个早稻县进行试验,推广到50万亩。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华中工学院等4个先进集体、裘法祖等40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525项科研成果,受到大会的表彰奖励。
教育事业不断恢复和发展。建国后头17年,湖北有1000多万人毕业于大中小学,其中大专院校毕业生约有10万余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今天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1978年底,全省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当年全省高校招生19341人;建国29年来,全省大中小学85万名教师辛勤劳动,为湖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事业方兴未艾。湖北的许多艺术家、作家创作的戏曲和文学作品享誉全国,如由张敬安等编排的歌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10月进京上演后一炮走红,全国上下传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音乐家程云根据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成京剧《闯王旗》,并和音乐家莎莱、雁翎一起合作创作《长江大合唱》组歌;1978年1月作家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几乎所有的电台和地方性报纸竞相连播或转载。
医疗卫生事业获得探索性发展,其中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是湖北的一大亮点。1966年8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湖北长阳“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随后,纪录片《合作医疗好》在全国公映。全国掀起学习长阳的热潮,全国有95%以上的农村陆续推行了合作医疗。
4、交通运输迅速发展,提升了“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
湖北省的交通建设,是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1949年湖北解放时,全省仅有公路3012公里,铁路342公里,可航行机动运输船舶的航道只有1736公里,现代运输工具共计1100余辆破旧汽车和100余艘小轮船,省城武汉通往各基层县(市)的交通要道长期滞阻,九省通衢道路不通,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建国初期,湖北交通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抢修干线公路,恢复干线交通,重点修复了汉(口)宜(昌)、襄(阳)沙(市)、汉(口)小(界岭)、长(江埠)孟(家楼)等主要干线公路和1000余公里的支线公路,修复和改造了一些干线公路桥梁;集中翻修铁路线路,提高线路质量;打捞战时沉船23艘,逐步恢复长江航道,增设航标,逐段开放夜航;整修武昌南湖机场,拓宽机场跑道,提高调度质量。国民经济恢复后,随即开始有计划地交通建设。“一五”计划时期,国家用于交通运输的投资多达4。5亿元,交通运输总产值平均递增24。3%,高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率。湖北交通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1957年10月,第一座横跨万里长江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该桥为铁路、公路双层大桥,成为连接长江南北两岸的交通枢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地区。湖北以铁路交通为主的运输建设被摆在突出位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国家投资在湖北兴建了襄(樊)渝(成都)、京广复线、焦(作)枝(城)、枝(城)柳(州)、武(汉)大(冶)复线等5条铁路干线。还建成了为支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鸦(宜昌鸦雀岭)官(宜昌官庄)铁路,建成了沟通京汉线与汉丹线的安(陆)卫(家店)铁路。
到1978年,湖北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线路里程达到49071。8公里,其中,公路里程35440公里,铁路里程1260公里,水运里程11821公里,民航通航里程475公里,全省基本上实现“社社通公路”,社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5万公里。与此同时,全省运输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现代运输工具汽车、轮船货运量比重上升到73%。初步改变了湖北交通建设“通衢不通”的落后面貌,为推动湖北交通事业跨入现代化新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